《木蘭與麒麟》一書，用七個章節，七個不同案例，扎扎實實地說明了中古中國時常被忽略或遺忘的中亞色彩。換一種或許俗氣的話講：中國史跟你想的不一樣。
書並不容易讀，書中涉及了許多專業的術語和知識，形式也是嚴謹的學術論文，一般讀者讀來可能頗為吃力。不過，精通多國語言的作者陳三平，確實從這繁複而嚴密的考證中，得出了許多令人意外的結論。
借用梅維恆（Victor H. Mair）的說法，陳三平博士在本書中有以下幾點驚人的發現：
1. 木蘭不是漢人。
2. 東亞的「麒麟」在外觀和涵義上，都和西方想像中的「獨角獸」大相逕庭。
3. 構成前近代（premodern）漢文明頂點的唐朝皇室，實際上頗具夷狄之風。
4. 大體來說，漢人不喜歡狗，但東亞某些重要的群體確實善加運用了犬科動物的意象和術語。
5. 匈人（Huns）和保爾加人（Bulgars）在東亞都有其同類。
6. 操伊朗語的族群對中古中國社會的貿易、宗教和其他顯著的方面皆影響甚鉅。
7. 受到草原文化的影響，命名的方式產生了劇烈變化。
8. 中國的大詩人白居易與中亞的關係密切。
書中有幾章，特別著重考證唐朝的中亞根源、草原遺緒。
他寫道：
「唐朝和元朝稱得上是中國前近代歷史上兩個最具世界性的時期，但後世對這兩個朝代的主要觀感卻截然不同：唐朝雖以兼容並蓄為人稱道，但其政權主體仍然是本土的華夏政權，元朝則被視為是遊牧民族勢力征服中國的結果。」
「造成此種觀感差異的主因是唐朝皇室（及其表親隋朝）成功地替自己改頭換面，掩蓋了皇室在族群和文化上的起源和認同。」
「從傳統的觀點看來，唐朝要能代表本土的中國王朝，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李唐皇室是否源於漢族，或者至少在朝代建立時就已 經『徹底漢化』。而我認為，這兩項前提都不存在。」
「在唐玄宗(685-762)治下，對胡風、胡俗和胡妝的熱愛轉趨狂熱。雖然大多數的現代史家都強調唐代與波斯的交流，以及西域的影響，但我留意到此一事實更多體現出的是草原遺緒，包括遊牧民族打著西域旗號的悠久歷史。」
「李氏一族有許多習俗都很引人注目，諸如『世民吮其父之乳』或是『肅宗捧上皇足』之典故，皆透漏出族內的非漢族文化緒餘。」
「初唐遠非『本土』王朝，並且因為實際上是個具有濃厚突厥─鮮卑特色的政權，所以稱其為『鮮卑─華夏』政權，可能更為適當。但是，為了樹立政權的正統性，唐皇室費盡心力試圖讓自己成為如假包換的漢人皇室，並確保史書中沒有遺留下任何有失體面的證據。」
「鑑於全世界遍布的漢語人口，「哥」絕對是地球上最常使用的詞彙之一，每天會被講上數百億次。然而，令人震驚的是，這個典型的中國親屬術語根本不是源自漢語！它之所以能入侵如汪洋般眾多的漢語人口，得利於拓跋部及其弟兄和後裔，當然也包括了唐朝皇室。」
「讓我們再回頭來看漢字『哥』。事實上，它應該是『歌』這個同音異義字的原始形式，意思是『唱歌』。正如博學的清代語言學家段玉裁(1735-1815)所言，『歌』之後因為發『哥聲』而假借而來。」
「假借的動機是相同的發音，不過因語義學的用途，在漢─藏歷史語言學中也不算罕見。正如幾位著名的清朝學者所觀察到的，用『哥』指稱『兄長』發生得相當晚：這種用法的記錄首見於唐中期至晚期。」
「『哥』第一次作為親屬稱謂的使用紀錄在漢語中並不是指涉一名兄弟，而是指「父親」。使用者不用說正是唐朝皇室，也包括唐太宗。」
「由於語音和語義的相似，以及事實上可能留下最早『哥』的使用紀錄的人群，皆有一定程度的非漢緒餘（其中包括鼎鼎大名的唐朝詩人白居易)，這個現代的漢族親屬稱謂，極有可能是一些古老的蒙古語或其他阿爾泰語的借詞。
「如同前面提到的，這些詞也在大部分的現代突厥語中出現。至少，我們可以很有把握地說，這個漢字比更加古典的『兄』還要普遍，是因為草原族群和文化對此影響甚鉅。」
另一個有意思的章節，則特別探索了詩人白居易的中亞背景──白居易其實是個胡人。
他說：
「眾所周知，白居易在當時深受韓國和日本推崇，這一點也已經被廣為研究。但是，在中亞的類似現象，卻長久以來遭到漠視，這或許可歸因於唐代以後，中國的政權不再能控制此區域。」
「元稹在為《白氏長慶集》所作的序中，提及新羅宰相讓商人重金購買白居易的詩作，從這段引人注目的插曲，可以看出白居易肯定對於其名聲傳到這些『蠻夷』之地，而感到驕傲不已，這份自豪似乎也在他讚頌兩位偉大詩人前輩李白、杜甫的律詩中表露無遺，『吟詠留千古，聲名動四夷』(《白氏長慶集》15.331)。
「接下來，我們自然會問：白居易是否刻意追求這樣的名聲，而且不僅僅限於在中國境內？在現有的史料中，似乎很難得到確切的答案，但我認為這個問題可能與白居易著名的行為脫不了干係，也就是他堅持要用簡單易懂的語言來寫詩。要提出這一點，我有相當的自信，至少是針對第二個問題，絕對不能忽視中亞和/或佛教對其文風的影響力。」
「白居易獨樹一格的『俗人』文風─包括蘇軾(1036-1101)在內的許多著名文人都曾對此著墨—似乎不僅僅是巧合，更不可能與他的中亞緒餘和佛教背景完全無涉。」
「就像白話的佛教書寫，白居易平易近人的文風和用詞很快就擴散到各個社會階層，特別是下層階級，甚至跨越了唐朝國境。值得注意的是，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簡恰恰也是『奠基於口說傳統』的敘事愛情故事的新體裁的少數先驅之一。」
「人們或許也想問，究竟是什麼造就了白居易與另一位文學大家韓愈之間的鮮明對比，以及這兩個人居然不只沒有建立親密的友情，更幾乎沒有互動，儘管他們生存年代相仿、同時在朝為官、也都是當時文壇的領銜人物。」
「查爾斯．哈特曼 (Charles Hartman)是少數用政治層面來解釋這個問題的學者。但是他猜測這可能是因為韓愈對王叔文(753-806)一派的敵意，但基於韓愈和柳宗元(773-819)的深厚友誼，這個論點顯然禁不起推敲，而且柳宗元也從未因加入王叔文集團而自責。這也不能用韓愈的強烈排佛來解釋，因為韓愈也時常不顧自己的感受，在柳宗元的要求之下，與一些僧侶往來。」
「韓愈普遍被視為是儒家正統的掌旗手，是華夏傳統的捍衛者，堅決反抗外來的入侵。我認為，韓愈強烈的華夏中心論的立場，可能是他對白居易這個十分看重胡人緒餘的偉大文人興趣缺缺的真正原因。」
＊陳三平，賴芊曄譯，《木蘭與麒麟：中古中國的突厥─伊朗元素》，八旗文化gūsa，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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